“新百万富翁”心态面面观

——国有中小企业改制调查之二

    采访中接触到许许多多“新百万富翁”，其中不少人能够向记者敞开心扉，吐露心声，使记者得以了解这一社会新生群体的复杂心态：
“改制的确使我们赚了便宜”
    “说实话，改制也使我们赚到便宜，使我们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大大缩短了！”湖北仙桃天轮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俊的话道出了许多持大股经营者没有说或者不愿意说的心里话。
    记者采访中，无数次听到人们，包括持大股经营者本人用“一步到位”“一夜暴富”字眼来形容这批“新百万富翁”获得的丰厚实惠。但是王俊对此作了进一步表述：“过去我们在这个企业也作出过贡献，却没有得到相应回报，那时贡献和收入很不对称。因此，我们在改制中占大股，得益于党给我们提供了施展管理才能的舞台，而且我们赚的心不亏，因为我们给国家和社会创造了更多财富！”王俊用数字佐证自己的观点：2001年，天轮机械有限公司改制一年，上缴的税收比上一年增长121％，职工收入比上年增长了21％，更比改制前的1997年增长129％。
    在与记者交谈中，多数“新百万富翁”认可王俊的说法，他们认为，花100万买下的企业，与投资100万新建企业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前者本身就是有效资产，具备“立即启动”的条件，拥有熟练工人、厂房、销售网络、品牌形象等新企业所不具备的生产要素。他们认为，即使是零资产的企业，也有潜力可挖！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百分富翁”私下里曾这样对记者说，国有企业改制，对经营者来说，是“最后一次免费大餐”，“只有卖错的，没有买错的”。相当一部分原国有企业经营者以较少的投入获得了大回报，甚至有人用打“擦边球”的方式，迅速聚敛财富，成为最大“赢家”。一些人因此迅速行动，要趁着没有规范，争相抢喝“头口水”！
“现在是为自己干！”
    浙江一家外贸公司老总，通过企业两次改制，名下拥有了100多万元的股份，这位曾在国有外贸企业当了13年经理的“新百万富翁”用“前些年太傻！”这句话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他说，“我将国有企业当成自己的企业管理，奖金不乱发，收入不乱花，现在看，太傻了，应该潇洒一点，反正亏了也不是自己的。”
    这位“新百万富翁”痛陈国有企业种种弊病。他说：“公司1988年成立时国家只投资了15万元，而这些年上缴税收多达几百倍，公司的一千多万资产都是企业职工自身发展积累的，可是经营者个人收入没法体现，业务骨干一茬一茬地走。
    他说：“记得有一年公司创利润4000多万元，市经贸委奖给我个人5万元，扣了税也就是4万多元，人们还议论纷纷，我也不敢往家拿。国企领导干下去是会心态失衡的，失衡后，会很危险。在国有企业干得多好都没用。我母亲是一位在国有企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企业领导，但是前不久得了病，住进医院，企业只出了1000元，花了许多医药费，在企业里就是报不了。这让人很心寒！”“我在家里对夫人也说，前些年不知道是为谁干，自己那样克己奉公，呕心沥血了，现在最好的一点是知道为自己干，所以，我是再也不回去当国企领导了。”这位“新百万富翁”的想法并不少见，河北另一名在改制中获得近500万股份的经营者也坦言，与过去“一刀两断”，“为自己好好干！”

    “同是企业老总，感觉完全不一样”

    “虽然都是企业的老总，企业还是这个企业，职工大多还是这些职工，但体制变了，身份变了，感觉完全不一样。”杭州市粮油食品土畜产进出口公司总经理顾光星说：“在国企时，考虑短期目标多，要完成上级下达的每一个指标。拿不出成绩，自己就没前途了。现在从企业长远目标和整体规划上考虑问题。”
    顾光星对记者算了一笔细账：“改制一年来，我们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和长远发展目标出发，将服装、鞋子、文具、五金作为公司重点经营的产品，并办了一个鞋厂和一个服装厂，企业由此走上了蒸蒸日上的发展壮大之路，1998年改制前出口额只有3000万元左右，2001年，突破一亿大关，利润将近一千万元。”
    几乎所有被采访过的经营者都异口同声地用“不同”两个字来形容改制前后的变化与感受。杭州市轻工工艺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张为民说：“原来是为上级领导干，因为是他们给我‘乌纱帽’。可那时心态也不稳定，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张16开纸就把我调走了，自己没有长期干下去的打算。”余龙生的话进一步印证了张为民的说法，“在国有企业，经营者对政府要有交待，这是主要的动力，必须把每年的指标搞好，利税、项目、投入，这个指标，那个指标，名目繁多，没办法就得做表面文章。”王俊直截了当地说：“即使企业做不好，烂摊子往上一交，自己换个地方照样当领导。”
    “现在完全不同了，要自己找市场，自己负盈亏，我操心的是职工工资发不出，企业效益不太好，关心的是企业的发展。”“现在压力主要来自于职工和市场。”在采访中，记者听到经营者在描述改制前后差异时，虽然表达方式不尽相同，但对以往的描述总也离不开“政府”、“政绩”“短期目标”等字眼，但现在，“长远”、“市场”、“职工”等成了使用最频繁的字眼。
    身份的转变引起“新百万富翁”心态的变化。王俊告诉记者，“改制后的一个月，两个车间的职工就集体罢工了。他们认为，你是资本家，我是打工者，矛盾很容易激化。虽然事态很快平息下去了，但也教育了我：企业要尊重职工，职工才会支持企业。”

    “财富的积聚就是责任的集聚”

    “财富的积聚就是责任的集聚。”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开门见山地说。二次改制后，汪力成的名下拥有了数百万的巨额资产，但是，他坦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随之更大。
    “每天看到员工们潮水般地涌了进来，一股责任心油然而生。不把企业办好，怎么对得起职工？看着公司的股票涨涨落落，满脑子就是如何回报股民。”
    “这些年来，是政府给我一个又一个舞台，锻炼出来的。我没有特别的嗜好，个人用的钱早就够了，也不准备给儿子留什么钱，要他自己去闯。富不过三代嘛。所以，名下的财富虽然多了，但我却要更拼命干，说面子也好，说成就感也好，说追求自身的价值体现也好，毕竟，人是需要一种精神动力的。作为一个企业家，创造价值，回报社会，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荣誉。但是，产权一定要清晰，这样权责才能分明。”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的话，代表了相当一批“新百万富翁”的想法。
    曾使3家国有企业起死回生的浙江绍兴咸亨食品有限公司余龙生，是当地赫赫有名的扭亏能手，在改制过程中，余龙生众望所归，成为绍兴咸亨食品有限公司大股东，他不仅没有与一个职工解除合同，还为所有的职工都交了养老金、医疗费、住房公积金，职工除了不薄的收入，每人一年还能分红近３０００元。现在不但企业职工的医药费可以报销，家属的医药费也可以按一定比例报销，对退休职工一视同仁。
    余龙生说：“大家信任我，我就应该对他们负责。企业里的资产，名义上是自己的，实际上是社会的。所以我搞企业要对得起社会，对得起职工，要依法缴税，提高职工们的收入，使企业持续发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