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我国中西药业的突破点

    我国中西药业要走出重围，必须明智地做出选择，究竟如何找准突破点呢？

    中药行业的战略选择

    重组只是我国医药行业要发展的必要一步。重组后，该有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同样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中药和西药行业相比，我国在中成药业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其中最重要的优势是我们的祖先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为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与开发(R&D)，奠定了宝贵的知识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成药业是我国目前的产业体系中极少数拥有“以知识为基础的市场进入屏障”的产业之一。然而，光拥有市场屏障本身并不足以保证产业的成功。传统的中成药业因生产过程粗糙、缺乏标准化、产品的使用方式繁琐，已无法满足现代人对产品的外观和使用简便(一个胶囊，或一片药)的现代生活要求，从而大大削弱了我国中成药的竞争力。作为中药的发祥地，我国的中药出口只占全球市场的5％，是令人遗憾的。
　　与此同时，中成药在全球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目前全球草药的销售额已经达到600亿美元左右。以美国为例，1993-1997的五年中，中草药的销售额从10亿美元上升到20亿美元，翻了一番。随着人们回归自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包括中成药的非传统医药在美国市场的销售将从1996年的65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120亿美元，年平均增长达15-20％，大大高于西药的8％增长速度。在欧洲，对中草药的需求也以15％的速度增长。这样的趋势为我国的中成药业，甚至整个医药产业都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
　　尽管中药企业的平均规模比西药企业小，但其平均利润率却远高于西药。这种状况有利于中药企业迅速扩大规模。民族中药产业还有着民族西药企业不敢奢望的优势：没有大型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但这种局面不会长期存在下去，因为跨国医药公司已经意识到了传统医药的价值，其大举进入只是时间问题。民族中药产业必须珍惜这一机遇，有所作为。中药产业的发展战略应该是：
　　一是，迅速提高中药企业的整体制造水平，尤其是在口感、便捷、易携上下功夫。丽珠制药的精品——六味地黄丸就是这一制法的体现。类似的药物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欧美和南美市场上的前景都应该是很乐观的。
　　二是，力图使中国的中药成为世界标准。我国作为中药的发祥地，在这一点上，拥有日本和韩国均不具有的优势。在新经济时代，一个企业或是一个国家如果控制了一个产业中的关键技术，而让整个产业以其为标准，就会有巨大的竞争优势。比如微软的视窗和英特尔的芯片就是如此。在新经济时代，标准就是财富。
　　三是，利用已有的中药知识，迅速发掘西药新药的中药低价替代物，然后以中药的“自然性”谋求其市场优势。最近英国科学家对“当归龙回丸”和我国科学家从人参中提取的抗癌药的研究就是朝着这样的方向努力。
　　四是，集中资源，在中药有相对优势的领域(如慢性病)发展研究与开发(R&D)能力。美国的研究表明，美国公众在一些疾病上是十分愿意接受非西药治疗的(见表八)。其中，用中草药治疗几种常见疾病已经被美国公众所接受，因为西药对这几类疾病的疗效都不尽人意。应该在这上而多下功夫，使中成药尽量成为这些疾病的主要疗法。比如，中国的跌打药如能用mTCM的方法生产，并使其简便易用，肯定能有不俗作为。
　　五是，以中药医药理论为基础的各种有效疗法，如针灸、按摩、理疗等，都应该被产品化，形成一种整体的优势。
　　六是，建议政府和企业都应该鼓励更多的外国学生来中国学习中医中药。这些学生回到本国后，不仅会带走知识，更会带走中国医药文化，从而为中成药打开更广大的市场。因此，要将吸引外国学生来中国学习中医中药作为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事业。这就要求和其他国家达成协议，要求这些国家承认外国学生在中国的中医中药学历，方便外国学生学成归国后找工作。

    西药行业的突破点

    在西药上，鉴于我国医药企业有限的研究与开发(R&D)能力，走普药的战略更适合中国国情。这样的战略绝不是放弃发展自己的R&D能力，而是为日后发展自己的R&D打基础。
    普药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虽然到目前为止，新药仍占市场的主导地位，但普药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在发达国家，普药的市场占有率已由70年代的10％上升到90年代的20％左右。原因是普药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已可以满足治疗常见疾病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需要。如抗菌素，虽然有许多新的抗菌素对某些特殊感染有特效，但对常见的感染，老的抗菌素都可以应付。在胃溃疡治疗方面，尽管Losec比Zantac(Glaxo-Wellcome)都更有效，但刚进入普药的Zantac对胃溃疡的疗效也相当好。
　　新药开发越来越昂贵。开发新药需要的时间和金钱已经使新药开发变成了一个高风险的作业。在许多国家，医疗费用己成为国家第一大开支，因此，医疗体系的改革和削减医疗开支的呼声越来越高，昂贵的新药面临的阻力与日俱增。医生在开处方时，面临保险公司的压力，也不得不选择较便宜的普药。这样的压力更有可能导致新药专利保护期的缩短，从而使新药开发相对更加昂贵。
　　我国基本不具备开发西药新药的能力和资源。经济实力上，开发新药需要的时间和金钱带来的风险是我国的企业无法承受的。另外是技术实力，开发新药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已包括组合化学、动态筛选、经典的生物工程以及最前沿的以人类基因组项目(HGP)为基础的新药开发技术。我国企业在这些领域均远落后于GalxoWellcome、Merck、BMS、SmithKline Beecham等的科技水平。我国少数研究机构的某些研究水平尽管能接近先进水平，但要系统地开发一种新药仍是困难的，因为我国的企业和研究机构大多数情况下是脱节的。
    国家应该鼓励大型企业、研究机构的协作，重点投入几个R&D项目。这些项目最好是针对目前西药不大成功而中药的疗效却比较好的疾病，即以中药的疗效为指导，以西药为目标开发。对一些发病率较高，而又必须依赖进口药物的疾病，也应如此。另外，则是依靠海外留学生的人力资源，引进新的思想、管理、技术。在中国留学生中，学医和生物学的人最多，许多已在跨国医药或生物公司做研究人员，这是一笔大财富。如果能从中吸引R&D人才，同时将一些院校和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分流到企业，企业R&D会大有改善。
　　发展普药可以迫使跨国医药公司在中国推出新药，并最终将一部分R&D放到中国来，从而提高中国本身的R&D能力。辉瑞在中国的经历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辉瑞刚进入中国时，推出的全是其相对过时的药，而不是新药。然而，辉瑞的成熟药种面临激烈的普药竞争，以至于它的产品在广东的销售几乎是零。这样的局面迫使辉瑞改变战略，而开始在中国市场推出它的新药。这一战略转变的结果是其销售额在1995年度增长了50％，而其逻辑发展就是将一部分R&D转移到中国，特别是在其他公司也如此做时，在中国发展R&D就成了竞争的必要手段，比如Pharmacia-Upjohn从一开始就决定走高技术、高品质、高利润的道路，而事实也证明这样的战略是一条致胜之路。如果政府的政策可以有效地鼓励这样的战略，更多的公司会走同样的道路。已经有迹象表明连SmithKline这样的公司都在考虑在中国发展R&D。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R&D将为培养整个中国的R&D能力起到推动作用。如果能以有效的政策来鼓励中国医药企业与跨国公司进行R&D合作，或是吸引外企的R&D人才加入中国医药企业，就可以使中国医药企业的整体R&D水平大大提高。这样不仅可以培养许多R&D人才，提高整个国家的竞争力，更可以吸收R&D的文化，比如,R&D的运筹最优化以及创新精神。（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