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我们怎样经营城市
            ——王志纲访谈录

新华网河北频道记者江山

    人物简介:王志纲,1955年出生于贵州。1982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经济系,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1985年至1994年,王志纲作为新华社记者,主要担负国家宏观重大经济题材的调研和报道工作。其间先后出版了《中国走势采访录》等专著。
    1992年,王志纲介入电视领域,主持摄制了《大潮涌珠江》、《北方的躁动》等大型纪实片,对我国电视片纪实风络的新潮流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4年离开新华社,正式成为独立策划人,在深度介入房地立策划的同时,为中国房地产的科学开发摸索出了一套全新的理论。其实践和理论被誉为中国策划界的典范。
    1995年,创办王志纲工作室,使策划事业进一步向纵深发展。1996年,《谋事在人——王志纲策划实录》推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畅销至今。1998年推出了《王志纲工作室策划文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策划旋风》和《行成于思》。这些书中既有微观案例剖析,又有宏观走势把握,还展现了智慧思维的根源,逐步向建立中国特色策划理论的目标迈进。
王志纲作为中国著名的策划家、企业学者,2000年应邀出任中国最大民营商会——广东私企业商会首席顾问。

    城市经营作为一个时尚话题,眼下正在被市长们津津乐道。为什么要搞城市经营?应该如何经营?近年来,国内著名经济战略机构王志纲工作室在实践中已对国内十几个城市的战略发展和经营从事过深入而卓有成效的研究与策划。不久前,王志纲应邀在北京和河北廊坊的几个经济论坛上,对众多市长听众发表了关于城市经营的系统思考,引起了强烈反响。

                         
                         
经营城市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命题
    江山:众所周知,城市化是人类走向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一直很低,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王志纲:我国城市化水平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是低估了城市化的作用,不能很好地解决生存与发展的矛盾。建国以后,为了优先发展工业,只好靠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剪刀差”完成原始积累。同时,为了稳定农业,保护城市经济,又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把农民固定在农村,不仅如此,还一次次地把城市青年往农村赶,人为地遏制了城市化的推进。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村的工业化开始飞速发展,但历史又给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给乡镇企业的发展制定了一条政策,叫“离土不离乡”,城市作为吸纳剩余农村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却没有疏通,乡镇企业式的工业化没有带来相应的城市化,结果出现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同步的奇特现象。
    江山:“中国的城市化正处于起飞的前夜”,你认为这一说法正确吗?
    王志纲:对。目前,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已超过50%,但城市化水平却只有35%。差距在哪里?被阻隔在了乡镇企业的阵营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和发展,长期以来二八开或三七开的城乡格局顽固不化,以至于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现在人们已经迫切地意识到,中国要实现初步现代化,中国的经济要长足发展,困扰政府已久的“三农”问题要彻底解决,大刀阔斧的城市化是必由之路。另外,按照世界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处于30%的时候,将进入飞速发展阶段,处于70%的时候,则进入缓慢的平稳发展阶段。显而易见,中国的城市化近10年来平均每年大约以0.6%左右的速度提升,目前已到了35%左右。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现有的城市格局肯定要重新洗牌,无论是重量级的大城市,还是数以百计的中小城市,都面临着怎样调整自身的定位、自谋发展的问题。

                                         火锅理论与腾笼换鸟

    江山:你曾提出著名的“火锅理论”与“腾笼换鸟”,能具体谈一谈吗?
    王志纲:假如我们把过去的城市看作一口火锅,那么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就在于火锅里的食物。如果火锅里烫的都是价值不菲的海参、鱿鱼,那么这个城市的聚集能力就越强,辐射半径就越广,经济就越有活力,相反,如果烫的都是些豆芽、白菜,那么城市的经营就越惨淡,城市的含金量也就越低。但是,谁都想提升城市的内涵,到底如何去做呢?这就需要大规模的“腾笼换鸟”,这就意味着城市的产业布局必须完成根本性的转型。如上海大概用了10年的时间才走完了城市产业兴替的过程,产业结构从原来的一、二、三变成了今天的三、二、一,即以第三产业为龙头,让那些更反映时代特征、更具备聚集功能和拉动力、更符合城市发展战略的产业占据城市最宝贵的空间,而那些常规的产业则逐步分散开来,转移到价值相对较低的地方,当时的上海80多万纺织工人中有50多万下岗,转为从事新兴的城市服务业。目前,优先发展附加值高、辐射能力强的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很多大城市改造城市产业布局的不二选择,遍布各个大城市的所谓中央商务区就是这些城市开始“腾笼换鸟”的必然产物。 
    江山:城市作为各种产业的超级聚合点,其空间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尽可能大的裂变效应,必然涉及到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王志纲: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正面临着价值的回归与再造。在目前的中国,有三个城市群正浮出水面:一个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带,一个是所谓的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大北京都市圈,另一个则是以香港、广州为核心的华南城市带。对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极有增长空间的城市来说,必须遵循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即作为城市必须发展为都市,作为都市必须发展为中心都市,作为中心都市必须发展为国际性都市,当然,如果有可能也要争取发展成为世界级城市。这类城市肯定是以现代第三产业的高度集聚为特征,是信息流、科技流、人才流、资金流的聚宝盆。相比而言,这些城市所辐射到的周边城市就应该自觉调整自身的位置,要像传动的齿轮一样紧紧咬合住中心城市这个大齿轮,为中心城市做相应的产业配套,这样大齿轮转一圈,小齿轮跟着转十圈,同样也可以自得其所,把城市经营得很好。

                                      城市定位是经营城市的基本前提

    江山:经营城市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有了明确的定位和发展战略之后,接下来才是城市的开发,以及城市形象的包装、推广等等。那么,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和价值观来给城市定位呢?
    王志纲:所谓城市定位,简单地说,就是充分挖掘城市的各种资源,按照唯一性、排他性和权威性的原则,找到城市的个性、灵魂与理念,比如西子湖畔的杭州把自己的定位概括为:“人间天堂,快乐杭州”。可以说,没有个性的城市就没有差异化竞争的优势,没有灵魂的城市就没有内涵,没有理念的城市就很难做到可持续发展。城市的个性越突出,影响的区域就越广,升值的潜力也就越大。
    江山:未来城市的竞争不再是简单的个体竞争,而是城市群之间的竞争,是区域与区域间的竞争。中小城市如何找到自己在城市群落中的恰当位置?
    王志纲: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表明,再小的城市也可以是世界性的,但一定要看清楚宏观的城市格局的发展变化,然后在城市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发展自身,最终既满足了城市群的发展需要,也为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了康庄大道。如瑞士是一个仅有500万人口的国家,却“小国寡民,富甲天下”,各城市之间的分工极其鲜明。日内瓦是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以外30公里的洛桑是国际奥委会的所在地,是体育之城;苏黎士是传统的金融中心,数百家银行构成了独特的风景线,80%的居民生活都同银行业有关;达沃斯则以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而著名。这些城市百花齐放,分工明确,共同组成了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竞争力、多姿多彩的国家。
    江山: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对城市定位的理解见仁见智,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其实不然。
    王志纲:当一个规划师来到一个有山有水的城市时,会情不自禁地称之为“山水城市”,当一个经济地理研究者来到某地的时候,会惊叹其为“某某门户”,当一个政府官员视察某地的时候,也会挥毫写下“北方香港”的字样。这些说法都是城市定位,但又都不是,只有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全面、立体的眼光,即由静态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动态的思维方式,由线性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复合的思维方式,由封闭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发散的思维方式,才能找到准确的城市定位。

                                     市长要从船老大变为船长

    江山:同样的城市空间和环境,由于发展理念、产业布局和规划功能的不同,其内涵和作用也大不相同。那么,如何重塑城市竞争力,如何重新搭建城市的发展平台,如何用市场化的眼光找到城市运营的突破口?
    王志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城市经营与企业经营有着天然的相似性。既然城市是一笔资产,那么同样也要追求增值,也要走差异化生存的道路,也要有自己的发展战略、经营思路、整合平台和操作手段。因此,我们的市长必须转变观念,具备现代经营意识,不再是凭眼睛和经验辨认航道,而要学会用罗盘,学会看航海图,要掌握潮起潮落的规律,一句话,要从原来的船老大自觉地变为船长。
    首先,城市经营的主体不是单一的政府,市长必须学会与市场跳双人舞,借助企业的力量和市场化的运营方式来达到城市增值的宏观目标。目前在中国的很多城市,一些颇有实力的企业作为城市运营商已慢慢浮出水面,在每一个浩大的工程背后,几乎都有他们的身影。可以断言,凡是城市经营搞得好的城市,一定是最充分地实践了市场经济规律,是按照企业化、市场化的方法去操作的先行者。
    其次,城市经营必须处理好长计划与短安排的关系。在新的形势下,挑战与机遇,理想与现实,进步与妥协,生存与发展的反复搏弈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城市的决策者。没有人可以发明一劳永逸的程序应对所有的变化,所以,我们的市长必须处理好战略与战术的关系,长计划,短安排,就像滑雪和溜冰一样,要善于在运动中前进,在动态中把握平衡。
    其三,城市运营要处理好城市规划与城市策划的关系。前者侧重于务实,后者侧重于务虚,在城市规划之前,必须先务虚,也就是要充分研究城市的定位和发展战略,只有在大的方向确定之后,城市规划才能作到有的放矢,持之有据。在现实中,很多城市片面地强调城市规划,市长俨然成了城市的总工程师,其实,指望一步到位的城市规划是不现实的,相反,城市经营的务虚做得越好,城市规划的空间和层次也就越高。
    其四,城市形象必须有相应的内涵去支撑,必须培育相应的产业链。热衷于城市美化、亮化、绿化、净化,这种举措本身无可厚非,比起过去是一种进步,但终归都不是解决城市运营的根本之道。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城市的造血机能,即产业链的培育和建设上。否则,一旦我们把宝贵的资金都用在了城市表面的建设上,而忽视了城市内涵的充实,城市经营就像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还是运转不起来。
    其五,城市经营一定要吃祖宗饭,但不能造子孙孽。在此要强调,城市的文化内涵也是城市产业链的有机组成部分,城市越有历史的品位,就越有吸引力,个性越强,就越有包容性。一个没有传统文化积淀的城市是缺乏魅力的,欧洲的很多城市都十分尊重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巴黎现在的格局就是当年的路易十四国王所奠定。前些年,我们的很多城市大搞旧城改造,否定传统建筑,结果得不偿失,最后才痛定思痛,终于明白旧城改造要“修旧如旧”,而不是所谓的拆旧破旧。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不无留恋地怀念梁思成当年的老北京城保护方案,并对最终没有付诸实践而引以为憾。
    其六,城市经营必须处理好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关系,即所谓的三老:老头子、老板和老百姓。随着社会文明与民主的进步,今后城市经营的主体不光是政府和企业,还必须尊重社会的意愿。从市场的角度讲,三者互为关联,政府决策,企业推进,老百姓买单,就好像政府决定打造一架超音速飞机,企业就是启动市场的引擎,而老百姓则是市场的终极动力,是源源不断的燃料和润滑油。因此,城市经营的任何一个动作都必须找到三者的利益均衡点,作到市场的良性循环。
    总之,城市经营的探索在今天的中国不过才刚刚开始破题,蕴藏其中的规律和方法还有待于不断的摸索。但愿我们的市长们不负历史与人民之重托,能像罗马帝国的创始者奥古斯都那样,自豪地对后人说:“我最大的贡献是留下了一个大理石的永恒之城。”如此,则是中国城市之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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