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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在"抓大放小"政策激励下，河北省与全国一样，县及县级市（以下简称"县级"）几乎都着手进行了改制，然而人们还没来得及看到"改制"的效果，就发现那种"不到位"的"改制"并没有改掉国企的"痼疾"，因而不得不立即着手进行以"国退民进"改革产权为核心的"二次改制"。
国企体制并非"一股了之"
河北栾城县１９９６年投资创建的宇峰公司，于１９９８年１月进行股份制改制，６９名职工共同入股１８万元，注册成立了石家庄三辈乳业股份合作公司。新公司运行两年来，方方面面出现的新问题又制约了企业快速发展：一是转制两年来新分配和调入的大学生以及技术管理人员，其中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关键岗位的业务骨干，但他们却不是股东，他们对企业长远发展关注不够，缺少风险意识，影响了企业发展；二是许多职工的股本经过两年分红后，已经基本收回，因而又出现了新的"大锅饭"现象，缺少压力感和责任感。三是由于前些年思想不够解放，改制中经营者和经营群体股金比例小，影响了经营决策和企业长远发展。针对这些问题，石家庄三辈乳业股份合作公司分步进行了"二次改制"，从而扩大新增人员入股达到全员持股，扩大原股东股份，调整提高经营群体和经营者持股比例，使经营群体股份占总股份的５１％，经营者的股份占经营群体股份的５１％。
无独有偶，原栾城县玻璃厂于１９９７年，实行１６７名职工全员参股，成立了栾城县宏远玻璃有限公司，运行两年后，同样出现了制约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因素。记者在这家公司向政府部门提交的"第二次股权改革实施方案"中看到，其经过认真分析，归纳出来的"障碍因素"与石家庄三辈乳业如出一辙。
记者在河北各县调查时发现，象石家庄三辈乳业、栾城宏远玻璃有限公司这样，改制不久便活力不足的企业还有很多，咎其原因，有些是在改造为内部职工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合作制企业以后，由于股权平均，股权僵化，出现了新的"大锅饭"现象；有些企业，尤其是一些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管理人员"换汤不换药"，"穿新鞋走老路"，与改制前并没有大的变化；还有一些企业由于经营机制、内部管理等因素造成资产闲置，职工下岗，引发一些群体上访事件，造成企业管理障碍。
"二次改制"旨在优化产权
面对这些问题，河北各县几乎同时选择了以"国退民进"，进一步优化产权结构为特征的"二次改制"：
－－栾城县政府制定"深化完善县域工业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决定对改制经营情况较好的企业，进行以"四扩一调"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股权改制，即内部职工增资扩股，转让银行贷款扩股，量化新增资产扩股
，吸收社会法人参股扩股，调整股金比例，经营者持大股。规定经营群体的股份要占总股份的５０％以上，主要经营者的股份要占经营群体股份的５０％以上。
－－武安县进行多种比较后提出，"一次性买断产权比继续控股好，股权多元化比单极好，股权相对集中比分散好"的结论，确定了由促"进"为主向促"退"转变，由经营资产向经营资本转变，由运作企业向运营资本转变的改革思路，从而采取"让、送、减、剥、切
、抵、变、引"８种方式，以激活资本，活化资本。
－－成安县提出"像推销产品一样推销企业"，优先向内部职工出售，出售不成的，推向市场公平竞价出售；对净资产较多、整体出售困难的企业，采取切块出售的办法。同时，先售后股，组成新的股份制企业；对资产数额较大，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只出售部分资产，剩余资产只租不售。对于那些资不抵债的企业，他们提出在承接债权债务的前提下，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或返还所得税，填平补齐。零价转咎由让的企业，由经营者控股，职工参股，国有资本全部退出。
－－临漳县针对改制中出现的困难，提出"两确保、三买断、一保'低'"，即，确保国有集体资产不流失，确保银行债务不悬空。三买断，即买断产权、买断个人部分债务，买断职工工龄身份。一保低即对企业改制后买断工龄身份以及未被新企业录用的职工，凡符合条件的全部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通过改制激活了企业的活力，新机制给企业带来了生机。成安县去年９６％企业实现民营，引进资金７９０１万元，民营后的企业技改投资超过前５年的总和，实现利税６００万元，创历史最高纪录。
新问题仍需不断创新
县及县级市中小企业在改革产权过程中，仍然遇到不少困难，这些困难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是仍有一批企业送不出去，卖不掉，破不起。尤其是那些民营经济倘不发达的地区，还没有民营企业有那么大的力量，能够在保证银行债务、保证多数职工就业的前提下，参与国企产权改革，"进入"国企。比如，邯郸峰峰矿区，今年春节期间，在当地电视台中曾播出节目,公开向社会无偿赠送１３家长期停产的企业，但当人们详细一打听债务和职工人数，便没人敢要了。目前峰峰矿区１３２家中小企业中，除了８家破产企业，６０％是停产、半停产企业，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求生无望，欲死无门"的企业。据体改委主任吴秀民介绍，面对这种情况，从１９９９年起，矿区采用量资资配股的方式，通过量资、剥离、置换、配股等手段，对７８家企业进行产权改革，将资产及债务量化到职工身上，明晰了产权，调动了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
二是地方政府处于两难处境。国有资产从企业中退出，企业成为没有国有股参与的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企业以后，职工解除"正式工"、"固定工"身份后，其自身应该根据《公司法》建立建全管理机构，实行自治。但记者采访时发现，许多企业中股东之间闹矛盾解决不了要找政府，职工对选的经营者不满意了要找政府，甚至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发不出工资股东们亏了本，也要找政府，找市长。而政府不管不行，不管就会发生群体事件，管又没有凭据，处于十分难受的"两难处境"。武安市经贸委刘希诠主任说，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司法》没有执法主体，一些改制企业董事长不履行职责，长期不召集董事会，一些企业监事会发挥不了作用，职工反映到了政府，没有人管。
三是关键是政府转变职能要到位，尤其是以旧经济指标为考核标准的管理办法必须尽快改变。在县和县级市采访中，许多人谈到这个问题，现在下面在"国退民进"，但上面的考核指标许多年来并没有改变，"国有及国有参股企业"的生产总值、利税等仍是对一些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省里的指标要分解到市，市里的指标要分解到县，每年这个指标是必须完成的，完不能就会影响一些领导的"政绩"，比计划还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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