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梦般的婚姻

    夏夜来得晚，黄昏后天仍旧亮朦朦的。晚饭后的姥爷、哑姨和母亲都坐在院子纳凉，姥爷坐在蒲墩上吸着闷烟，母亲正怀着我，笨拙地坐在方凳上，哑姨站在旁边拿着蒲扇为母亲轰着蚊子。姥爷一边说一边向哑姨打着手势，先伸出两次手指：你二十三岁了，哑姨低下头，又向哑姨面前伸出左手拇指，再把右手拇指向西方晃了一下，收回来把两个拇指并在一起，再一同伸向哑姨面前，哑姨明白，姥爷要从西边某村给哑姨找个婆家。

    哑姨二十三岁了，该有婆家了。从北山“关沟”过来地穷苦人家的女孩，一过来时就有四、五个在我们村招了主儿居家过日子。有了婆家的更好说，把闺女换上件干净衣服，扶上毛驴赶着送去，就算结婚了，什么财礼，什么花轿，什么迎亲，什么酒宴都没有。那年头兵荒马乱的，每次鬼子伪军围了村时，年轻的女人们都得脸上抹上锅灰，头上裹条破手巾往人群里扎。因为孤个儿的弱羊最怕狼咬的。

    这次还是姥爷的表弟的媒人，姥爷也当家了。哑姨板着脸没再比划什么。过几天婚期到了，婆家是西边离我村四里的古庄子。当天在上婆家迎亲的驴车前，哑姨在自己的小屋内把仅有的三条单裤都一层层套上，用父亲从成衣铺拿回的废布条搓成三条布绳当裤带紧紧地系了三道。随后毫无表情地简单梳洗一下，走出房门，又把从前眼镜叔叔送的包着子弹壳的手巾包正重地双手交给流眼泪相送的母亲手里，并打个手势：“放好，锁上。”哑姨坐上驴车走了，在亲人们的唏嘘声和眼泪中木然地走了。

    姥爷和母亲在身心不宁中熬过了一夜，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从未见过面的人比哑姨大十二岁，近年死了老婆，已有一个女孩，这样只因为传宗接代多个干活的才娶哑姨的，哑姨能安生么?清晨中母亲开门时，意外地发现哑姨瘫在西厢房的柴门前。只见哑姨头发蓬乱着，几根凌乱地断发沾在红肿的双腮上，木然无神的双眼半睁着，嘴角里的牙齿上沾着条条血丝。哑姨双手交叉抱着双肩，双肘无力的支在双漆上，衣服上全是块块泥污，衣袖和裤角是一条条的口子。院里人都起来了，看着这样又都落下泪来。姥爷拽她起来，她就是不动，是愤怒?是疲惫?大概两者皆有。忽然，一阵喧闹，哑姨婆家来人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后生和一个六、七十多岁干瘦的老太婆来了，门外还有一头骡子栓在大柳树下。她们和院里人向哑姨说着、劝着。哑姨毫无表情，小伙子想拽她起来，她突然站起来，双臂捅过窗户紧紧搂着门框，双眼怒视着这古家庄的一老一少。小伙子用劲拽，突然门框从前檐的木梁上掰开，“咣”地一声，草屑尘土“哗地一下落了哑姨一头一身。哑姨身子晃一下，两腿仍牢牢地站着没动一寸。这时，媒人表爷也来了，看完这架势把老太婆拉到一边赔着笑小声谈了一会，表爷又跟姥爷小声说几句，姥爷挤进小屋找出两块布递给表爷，表爷又赔着笑给了老太婆。老太婆愣了片刻，看来实在无计可施，这才拉着小伙子牵着牲口悻悻地走了。后来听老太婆说，洞房里哑姨跟他大儿子摔起跤来，把他儿子脸抓得一条条的，手臂都咬坏了。

    母亲这才帮着哑姨洗脸、梳头、换衣，姥爷送走了表爷，蹲在一边狠狠抽烟。哑姨大病一场，全由母亲挺着大肚子伺候，父亲也打着胆子从城里回来几天。哑姨看着自己妹妹也要当妈妈了，时而高兴，时而叹气。哑姨把包着弹壳的手巾包又讨了回来，时常捧着它发呆。

    这些日子，村里来过几次八路军，每次瞅到穿灰军装的，在村里各户吃饭休整时，哑姨总托着身子跟熟人打听比划，军队里有没有带眼镜的，但每次都是失望而归。鬼子也时常窜到村子里来。村东南庄头大树上有放哨的，只要听到消息，家里人除奶奶外，都要逃到村北青纱帐里躲着，只有听到鬼子回城了的传话时，疲惫的人们才三三两两地试探着小心回家。

    姥爷惨死

    门前柳树叶由绿变黄，最后经不住北风的吹打，叶子纷纷飘落。哑姨又靠在树上，痴痴地向北望着，村北的庄稼早已收完，耕地成为一敞着空旷的胸膛，耕地北的山丘又成黄褐色，山脚下几个小村在无声地横卧着。山丘东西两个山包上的炮楼还在支着。姥爷今天起早和几个本村的老农扛着扁担上北山偷着拾柴去了，现在下午了怎么还没回来?因为冬天到了，家里多铺炕，母亲又是进腊月的月子，几亩地的楷杆是不够烧的。再说前几天有人从壕沟北偷着拾过柴，现在该回来了?哑姨仍靠柳树向北望着。西边血红的太阳从云缝露了出来，一阵北风吹来，几枝下垂的柳条像鞭子无情地抽打着树干，也有几枝树条从她头顶掠过，可她仍迎着北风站着。脸被冻得紫红，两眼努力搜视着村北进村得每一个人。暮色压下来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多么希望姥爷挑着两个柴个子颤悠着扁担回家啊。挺着肚子的母亲扶着哑姨回到屋里，小饭桌也放在炕上，碗筷早巳摆好，锅里的玉米粥散发着香气，大伯、奶奶也不时出去开门打探着。

    快半夜时，大伯从一块儿拾柴的老刘家回来，一头扎到奶奶屋里竞嘤嘤地哭了。母亲预感到什么也到了东屋，奶奶叹着气说：“作孽啊，多老实一个人啊”母亲没敢细问，到西屋抱着哑姨哭了。哑姨从心里明白了什么，牙咬得格格响，泪水唰唰地流下来。

    第二天早晨，大伯才打听到详细消息。姥爷和刘姓三位老农上午从炮楼西边的山沟里翻过壕沟，进入无人区的田家堡南山，山上的柴禾非常多：干枯地嵩草一人多高，树叶没到脚背，树下的梨烂了、冻了，成了一层冻硬的驴粪蛋，坝台子上到处都是鼠洞，板栗早就被老鼠托进去成了过冬的美餐……他们熟练地割柴捆个儿，当两个柴个都捆好时，南边一声狼嗥划破宁静：“八嘎!”一群鬼子巡逻兵从山梁上疯狗似得窜了下来，把这几位拾柴的老汉围住，先从老人们的手中把镰刀夺去扔到山下，不由分说将四个老汉围在一个坝台上，狠命用枪托殴打。平时干瘦而少言寡语的姥爷突然像一只发狂得猛狮，转身抓起扁担向面前举着枪托得鬼子兵轮去：“操你小日本儿八辈妈!”炸雷似的吼声举向半空的扁担把面前的鬼子吓黄了脸，但是，举起的扁担还没落下，背后一个鬼子端着刺刀向姥爷后胸捅去……。鬼子哇啦哇啦地走了。留下几个治安军把剩下的三人抓到西山炮楼里。治安军小队长是城南人，他给三个老人镐和掀，擦黑时把姥爷的尸体就地掩埋了。鬼子离开后趁黑夜又偷偷地把他们三人放了出来。

    哑姨又病了，每天吃饭不多浑身无力，父亲请假从西街“西颐寿”药堂请一位老中医给她诊病：哑姨心明失声，愤怒多积，忧怒无可发，从而伤肝成疾。因此熬了草药调养。哑姨圆脸再也不像从前红润了，粗黑的大辫子仿佛细了许多。

    花年早逝

    进了腊月，不足月的我提前出世了。我那娇嫩嫩的哭泣声给全院带来了生气，似乎给这严冬带来温暖。奶奶、大妈忙里忙外，哑姨双眼中的木然和呆滞，被强褓中我那满脸皱纹的粉红色的小脸驱散了许多。她的病一下子像是好了，她把父亲打发回成衣铺，自己担当起伺候母亲的责任。她把夏天攒下的咸鸡蛋煮熟去皮后塞在母亲的粥碗里，她挣着身子把小米淘干净抄熟碾成细面沏成西稀面给我当主食，因为奶水不足，我时常张着大嘴嚎嚎叫。过了年，哑姨二十四岁了，我虽然胖了，可哑姨又瘦许多，但她闲不下来，抽空把碎布条缝在一起，给我做条花花绿绿的屁股帘，用较大的布头给我做小鞋穿。

    当时日本鬼子已成强弩之末，基本上龟缩在城里，北面的壕沟已失去作用，八路军中曹致富、侯建的部队时常开到我村活动。哑姨还是在穿灰军装的队伍中比划着找八路眼镜叔叔。刚过端午节的一个下午，农田里的青苗已又尺把高，侯建华率领的八路军在我村民兵的配合下，在与我村东只一河之隔的邢庄全歼了县城里下乡的一个小队鬼子兵。傍晚，我村的老百姓都兴高采烈地传述着这次争斗的经过，从手势和眼神看哑姨也受到鼓舞，脸色舒展了很多。并从箱里找出眼镜叔叔送与她的毛巾中捡出子弹壳，在手中摩挲了好一会。

    秋后，敌人大部分龟缩在城里，只能偶而大着胆子在城周边地区活动，曾被轰到壕沟南的山民又开始陆陆续续回到沟北故乡讨生计去了。哑姨时常靠村门外大柳树呆望着北方，在迎着凉风不时地垂下泪来。只有从母亲手中抱过我的时候，才是她露出笑脸的时候。可是她却逐渐地抱不动我了，不是我长得胖，而是她慢慢地身上没了力气。这个整冬她大都是在炕上躺着养病的。

    第二年开春，小草发芽的时候，哑姨的病更重了，即使胸痛得再厉害，也从不呻吟，只是用干枯得手轻轻地拍打着炕沿。只有刚学路的我晃到炕沿根前时，哑姨才能减轻病痛，从浑浊的双眼中闪出慈爱的柔光……

    初夏的一天，多少付汤药也没留住哑姨年轻的性命，哑姨怀着多少眷恋多少仇恨，还是不情愿地走了。当母亲含泪清理遗物时，从破木箱中找出哑姨的珍宝：眼镜叔叔送的毛巾和包着的两颗子弹壳，毛巾上的“八路”两字非常红亮耀眼，母亲明白，那是哑姨去年夏天采来凤仙花的红花瓣捣成泥加点白矾活好，一点点用棉签蘸着红汁描成红色的。那两个弹壳已被哑姨抚摸的光亮有泽。父亲回来了，帮着把家里唯一的一口板柜捣出来，打通柜中间的隔板，当成了入殓哑姨的棺材，母亲含着泪，细心地把毛巾和子弹壳包好放在哑姨身边。那天，下着蒙蒙细雨，爸爸抱着我在哑姨的棺材前面走，我在爸爸的怀里为哑姨打着引魂的幡儿。哑姨算是孤女，又是外乡人，只有埋在庄西偏僻的坎下路边了。孤女坟是不能添坟上土的，因为孤女坟的主人都有令人哀怨的身世，大概让人们早日忘掉悲哀烦恼多想幸福的将来吧!

    三个多月后，刚过了连日阴雨的季节。这天是哑姨的“百日”祭日，父亲抱着我和母亲一起来到哑姨坟前，母亲点着纸钱，流着泪说：“姐，日本鬼子完蛋了，你放心吧，戴眼镜的叔叔到咱们区当区长了，他还打听过你呢。你要活到当下多好啊……”我用小木棍用力地搅着烧着的纸灰，纸灰打着旋冲上天空，这上天的纸灰能把这胜利的消息告送给哑姨吗? （姚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