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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三章】之一盛世危言：中国“入世”后的风险分析与预警
【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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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需要成本，采取常规的消极稳定政策，会给“成本”加上沉重的代价，而这种“代价”将成为发展的瓶颈和杀手。解决社会最难解决的问题往往需要在最稳定的时期。中国加入了WTO，意味着有效解决问题的最稳定时间不多了。中国将在被动情况下，面对这些长期积累下来的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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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的基本矛盾是资源的国别占有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矛盾，实物资源的国别占有和虚物资源世界共享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在中国改革与开放这两个“轮子”运行中充分体现出来。这种冲突不仅表现在企业发展和经济运行上，而且会集中表现在制度创新和安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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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倒逼改革，在国企改革的攻坚阶段上，在市场机制的完善上，在制度创新的安排上，都将遇到阻力和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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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WTO风险和变数最大的是虚物经济中的金融货币和股票市场。尤其是虚物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加速度和爆发力，加上虚物经济的黑色经济对风险起到放大效应，在人们能感受到的时候，应对已经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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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久战不决。一战不决，可能是战术问题，二战不决可能是战略问题，久战不决意味着我们对国企改革的实质问题始终未弄清楚。国企改革风险的“临界点”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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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应对方案有效，也能减轻振荡和风险，社会整体尚能承受。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出现另一种状态：三元组任何一元互换主导位置，都会引发危机。如果“三元组”整体互动，形成黑色经济上升为主导；常规经济递减至零增长或负增长；再加上“虚物经济”中的金融风暴，三元危机迭加在一个时序上……
中国加入WTO，面临着极好的机遇，光明的前途，但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和严峻的挑战。现在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清醒地、正确地把风险和困难分析到位，从而选择出具有创造性的、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和制度安排。
杨占生在《经济学：跨世纪批判—全息经济学大纲卷一》（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一书中提出的“经济基因三元组”理论，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用这一理论分析中国加入WTO后存在的风险，研究改革与开放这两个“轮子”，在“虚物经济与实物经济，黑色经济与白色经济、创造经济与常规经济”的三元六重形态中运行，就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元变量、因变量、互生变量，都已进入活跃期。当然，每一元经济形态都有具体的数据和变量，影响其它经济形态的变动。这里只能对“入世”后的风险谈一些框架式的看法。
一、消极稳定政策与世界经济的基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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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的消极稳定政策，加重了中国加入WTO之后的风险
多年来，由于政府积极的经济改革政策和人心思治的作用，加之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经济全球化的需求，为开拓市场，向中国转移资金、技术，使中国经济从短缺经济向小康社会发展，出现了近二十年的加速度期，实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来之不易的稳定与发展局面。此期间积极的稳定政策起到主要作用。但是，当我们“入世”后，是实行创造性的积极稳定政策，还是常规的消极稳定政策，其结果是不一样的。这种结果应该成为我们思考和研究诸多问题不容忽视的前提。在这种前提下，许多旧有问题和矛盾都会以新的复杂方式表现出来。稳定需要成本，采取常规的消极稳定政策，会给“成本”加上沉重的代价，而这种“代价”将成为发展的瓶颈和杀手。
实事求是地说，以往我们在经济领域实施积极的稳定政策多一些，而在体制创新等方面，相当大的程度上实行的是消极的稳定政策。几十年社会积累的许多问题和痼疾，不仅没有减轻，而是加重了。常规的消极稳定政策只能延缓矛盾的爆发，并不能解决深层的问题，诸如权力腐败、金融与股票市场黑洞、两极分化等等严重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为今天的稳定不仅需要付出巨大成本，而且还要加上正在浮现的巨大代价。
中国加入WTO，人们可以讲出很多好处，但是，在这种积极的稳定政策与消极的稳定政策并存的前提下，这些好处的实现不会一帆风顺，而是一路风险，最后将在危机中去实现。
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提示我们，解决社会最难解决的问题往往需要在最稳定的时期。中国加入了WTO，意味着有效解决问题的最稳定时间不多了。中国将在被动情况下，面对这些长期积累下来的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中国带着难以改正的“病毒”进入WTO这一国际化的程序，无论是借用国外软件清理我们的“病毒”，还是我们加速创造自己的扫毒软件，防止“病毒”发作，不使开放发展的程序中断，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严峻现实。面对现实，我们只有紧紧抓住时机，创造积极的稳定政策排除风险，才能迎接历史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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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开放两个“轮子”失衡：矛盾与冲突
我们认为：世界经济的基本矛盾是资源的国别占有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矛盾，实物资源的国别占有和虚物资源世界共享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在中国改革与开放这两个“轮子”运行中充分体现出来。
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是在改革和开放这两个“轮子”上运行的。以往的改革和开放都是有选择和有限度的。今天，中国加入WTO已说明开放这只“轮子”升级加速了，走上了彻底开放的道路，是从更大范围和更深的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而改革这只“轮子”不能迅速加速，势必造成开放的“国际标准”和改革的“中国特色”的严重冲突。这种冲突不仅表现在企业发展和经济运行上，而且会集中表现在制度创新和安排上。因此，开放的“国际标准”和改革的“中国特色”将形成错落复杂的冲突和矛盾。开放倒逼改革，既能促进改革，也能激化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形成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浪潮。
中国不仅要接受并承诺WTO的游戏规则，势必还要接受这些游戏规则赖以存在的经济模式和思维模式。值得注意的是WTO模式还存在诸多变数：一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时，也正是世界经济全球化以来的第一次衰退开始。世界所有传统的经济发展中心，都面临着严重的内部问题，需要调整或改革。WTO模式也面临着同样问题的考验。二是经济全球化以来，信息与货币在全世界的流动弱化了各国的宏观调控能力，其产生的巨大作用和风险，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都难以应对。我们所研究的“虚物经济对实物经济的放大与缩小作用”和“虚实经济的一般均衡”理论正在追踪这一课题。三是在国际关系中，包括WTO所推行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还隐含着殖民主义的传统。新的“世界主义”尚未成熟，而经济全球化往往意味着美国化。但是美国的文化、经济、制度等方面亦存在诸多弊端，同样也面临着如何适应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轨的诸多问题。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性制度创新，不仅美国要思考，整个世界都要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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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倒逼改革：阻力与振荡
开放的“轮子”升级了，那么改革的“轮子”又是怎样呢？其他姑且不论，从市场运行五大机制的缺陷上看，要深化改革达到成熟的市场机制，还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要解决这些弊端，还有很大风险。其一，从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上看，由于分配制度滞后于市场进程，长期的大面积的隐形分配支持的动力机制，虽然也起到加速度作用，但是，动力机制扭曲地运行已经到了很容易损坏机体的时候了。其二，从信用机制上看，股市的黑色冰山已浮出水面，加上金融黑洞和权力腐败很容易引发信用危机。其三，从保障机制上看，劳动、就业、医疗最低生活标准等保障制度正在完善，但很脆弱，一旦形成危机，可谓杯水车薪；广大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形成，而且在社会保障体制之外，还有几千万流动民工。其四，从信息处理机制上看，陈旧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统计、审计、会计的大量造假问题等等，虚假信息正在危害着社会。其五，从市场管理机制上看，政府角色模糊，准入与退出机制以及惩治机制刚刚启动，市场秩序还较混乱。中国要想达到与“WTO”对应的成熟的市场机制，不是“水到渠成”，而是要经历催生催死的震痛。开放倒逼改革，在国企改革的攻坚阶段上，在市场机制的完善上，在制度创新的安排上，都将遇到阻力和振荡。
总之、无论从现实存在的问题上看，还是从时间差上看，改革“轮子”同开放“轮子”短期内很难实现均衡运行。其结果有三：一是改革的“轮子”缓慢、被动而行，开放的“轮子”也转不快，进入经济缓行期。二是开放的“轮子”强势运转，国际“变数”加大，改革的“轮子”被开放的“轮子”拖烂，形成风险和危机，但这样会付出很大代价。三是最理想的状态：开放的“轮子”带动改革的“轮子”，短期内实现均衡运行。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需要大智慧、大魄力、大策略。
二、虚实经济失衡：金融货币与股票市场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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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经济尚能承受风险
改革开放在实物经济领域经过二十年的加速度运行，我国已从短缺经济发展到小康社会。其实物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达80％。在这期间，发展实物经济能做到的、可以做的基本都做了。人们以为政府没做的，其实通过香港、台湾和其它境外隐形渠道也做到了：中国走私经济数额之大，时间之长，品种之多，是十分罕见的，可以说从黑色经济的层面“帮助”市场和政府实现了供求均衡。如高档进口汽车走私，二十年来从未间断过，满足了大批政府官员和高消费层的需求，因为只有政府才能把走私车化黑为白。剩下的普通民众对低档车的需求也是有限的，人们已在一定程度上，从走私经济中超前享受到录音机、摄象机、VCD、DVD、 PC 等现代科技产品，满足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与此同时，特区经济也提前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附带着，特权阶层也顺势激增了官僚资本。
中国加入WTO，对实物经济中的许多行业和企业会带来重大冲击并加大风险，同时，外国企业和商品的进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分割一部分中国企业的内需份额。那时，外企和外国商品虽然大量增加，但都是按WTO规则运行的 ，大多数是化隐形为显形，化中间商为直接进入。其冲击力并非像人们估计的那样大，即便分割一部分内需市场份额，大都在高消费方面。中国实物经济面对这种冲击是能够承受的。首先，因为在改革开放中，长时间形成的国企、外资、民营这种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使中国企业磨练出了学习、升级和应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他们或者出让市场，走合资合作共同生存和发展道路，或者提高竞争力急起直追。实践证明，中国人照葫芦画瓢的能力堪称杰出，葫芦进来了，总会有“瓢”顶着。虽然要跨一批企业，但这类企业，没有WTO的冲击也应该早就垮了。其次，中国农民长期的低成本、低信贷、低风险的自给自足经济，形成对外来冲击的巨大缓冲带，加上西部开发和基础建设项目等积极的财政政策，内需市场尚有很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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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货币与股票市场黑洞：经济危机爆发之源
加入WTO对中国冲击最大的不是实物经济，而是虚物经济领域，从对WTO的原则和具体承诺上看，应该说受压力最大的就是金融货币与股票市场。这里主要谈三方面：
其一，中国股票市场的基础非常脆弱。特别是A股市场的黑色冰山，早已浮出水面。中国股市不是成熟与不成熟的问题，因为股票市场九年不立法，立法还要缓两年实施，这就意味着他一生下来就是一个畸形怪胎，难以成熟，即便“成熟”起来，也是怪物，将会闹得中国不得安宁。中国股市不是黑不黑的问题，而是黑了十多年积重难返的问题。现在，应该讨论的是如何制定化黑为白和脱胎换骨的解决方案，为股民通过法治解决问题，疏通渠道，尽力减少震荡和风险。多数股民是中国脆弱的中产阶层的主要群体，一旦出现信用危机，便容易形成人心的整体性“崩盘”。可以说A股市场的糖衣吃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是颗货币“原子弹”（因为货币是可以裂变的），正抱在广大股民的怀里！
其二，亚洲金融风暴中所出现的问题，在我国的金融业也普遍存在。呆帐、坏帐、资金外流和隐形债务等问题到了快露底的时候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数量巨大的国际游资已超过七万亿美元到处择肥而噬，众多对冲基金早已把目光盯住了中国。从中国的金融理论界看，人们只注意如老虎基金，光子基金等衍生市场上的大家，但是最危险的不是已被盯住的这些大家，而是正在崛起的众多小额资本的对冲基金。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爆破以来，无数快速致富的人纷纷撤出科技股，涌向衍生市场狩猎。小额资本的基金如雨后春笋，使对冲击基金业务量呈指数式成长，仅美国已接近5000家。据估计，中国的地下基金数量也在六千亿以上并不断成长，这些小额资本的基金在公债及利率调期市场里交易量越来越大，小马拉大车的结果，很容易形成金融风暴。
其三，中国的两极分化隐含的危机，归根结底也是货币问题。中国的银行存款七万四千多亿，估计其中百分之六十五的存款，属于少数人群，这部分存款投资与消费需求都不高。加入WTO面对美元特权和发达国家的信用优势，相当一部分人民币存款将会转移为外币存款。一旦看到风险就会引发汇率波动、信用转移，央行势必增加货币投放量，容易引发金融风暴。如果这样，国内国外的实物经济都将受到打击，中国也将成为世界经济整体衰退的组成部分。
总之，中国加入WTO风险和变数最大的是虚物经济中的金融货币和股票市场。尤其是虚物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加速度和爆发力，加上虚物经济的黑色经济对风险起到放大效应，在人们能感受到的时候，应对已经来不及！
三、黑白经济：互换主导位置的风险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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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经济主体——国企的改革苍白无力，黑色经济呈上升趋势
从黑白经济领域看，黑色经济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分析“虚物经济和实物经济，常规经济和创造经济”中的具体情况，黑色经济仍呈上升趋势。
黑色经济的危害仍然集中在国企改革上。中国二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以国企改革为中心环节，可以说是在步履艰难中进行的。内有权力腐败，外有私企蚕食，上有外资竞争，下有股市黑洞。国企改革久战不决。一战不决，可能是战术问题，二战不决可能是战略问题，久战不决意味着我们对国企改革的实质问题始终未弄清楚。这盘迷乱的棋局，经过七下八走，又在“国有股减持”问题上集中表现出来，这应是实病在虚体上的浮现。国企改革风险的“临界点”已经来临！
WTO所带来的变数，使黑白经济互换主导位置的可能性增大，虚物经济中的黑色经济，将对风险起到放大效应。对这种状态的解决方案，非经济运行自身所能解决，是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治改革才能奏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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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权力腐败，是黑色经济猖獗发展和引爆政治经济危机之源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的腐败问题也像世界各国一样，是伴随着经济现代化进程而不断产生、发展的，至今，已严重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成为社会头号热点、难点问题。如何正确认识中国腐败问题的特殊性和严重性，是应对“入世”后经济、政治、制度风险挑战的关键所在。
我们把中国的权力腐败作为黑色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要提示人们，中国特色的权力腐败，不仅是官吏和司法权力的腐败，不只是政党政治中的弊端，而是暴力配置资源的经济恶果，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超经济暴力资本”，交互渗透到政治、经济的各个领域，其能量是极大的，特别是这种“权力资本”在虚物经济中的潜在能量一旦裂变，足以“毁党、祸国、殃民”。
中国真正经济学和法学意义上的腐败是从中国市场经济的形成，管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发生、发展的。二十多年的中国腐败与反腐败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局面，极具中国特色。中国的腐败孳生和蔓延可以概述为三个过程。
过程之一：1979年——1985年，是市场经济的启蒙和消化时期，也是市场经济对管制经济及其庞大的官僚体制的第一次撞击。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出于生存需求的驱动，从包产到户、长途贩运、合伙经营、到乡镇企业、街办企业，以最活跃的生产方式、最先响应了市场经济的呼唤，最先进入了市场经济。但是却遭遇体制内的权力制约，国有经济的优势、外商投资的优惠等不平等的竞争。于是，他们选择了“金钱开路”，来摆脱不平等竞争的社会地位，钱与权开始了罪恶的交易。
与此同时，集中在体制内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一贯重官轻商、重文轻商的传统观念，使他们在市场经济到来之时，还沉浸在落实文革政策，政治地位由“老九”变“老大”的喜悦之中。集中在党政机关的社会精英们，在文革后新一轮权力分配之中，正忙于各就各位、长工资、定职称、补文凭、使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形成了高层着急、底层积极、而中层滞后的态势。
经过几年艰辛的原始积累，底层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产生了一大批“万元户”。当我们的知识分子和党政机关精英们的“政治老大”和新官的位置还没坐热，回过头来发现昔日不屑一顾的人们经济地位突然高过自己，其身心刺激可想而知。由此，引发了第一轮干部下海经商热。
就在中国确立由管制经济转入市场经济走出伟大的第一步时，值得一提的第一点，腐败是随着“不正之风”被财务制度合法化（名曰“必要的管理费、交易费”等等）。“不花钱不办事”正式成为社会合理又“合法”的价值观，于是，公款请客送礼兴起，假发票报销盛行，“报销经济”使腐败迅速“普及”。
值得一提的第二点：此期间市场经济遇到的许多问题已摆上议程，诸如掌权的官员能不能经商？公务员财产要不要公开？储蓄应不应该实名制？官员接礼要不要登记？等等，急需立法规范市场经济。就中国强大的执政党组织力量和政府的行政能力以及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能力，加上国外成功的市场经济阳光法规可借鉴，解决和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困难。但我们却错过了及时立法的历史时机，使权力像脱了缰绳的烈马，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狂奔，注定了中国的深层腐败的开始。
过程之二：1985年——1989年，实行价格双轨制，权力直接跟进市场经济，迅速发生“官倒”、干部经商热，引发了抢购风、经济恶性通胀，腐败又导致“六、四”政治风波的发生，从而敲响了反腐败的警钟。
市场经济在飞速发展，然而中国的分配制度改革却严重滞后，难以适应最先步入市场经济的企业和民众的需要。价值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于是，社会启动了自发的分配机制，出现了以大量的大面积的隐形分配形态在运行。这样就造成创造性劳动合情合理的所得不能合法分配，违法经营、不劳而获、以权谋私的人却在隐形分配中获得暴利，于是腐败就在这种是非不辨、罪错难分的隐形分配中发生发展。正是由于隐形分配的普遍性，使绝大多数对腐败切齿痛恨的民众，又发觉每个人都沾点隐形分配的好处。利益将人们引入更大的腐败旋涡之中。当腐败意识形成民众普遍认可的世俗文化或成为“习惯”的程度，那就是民族的悲哀！如果说腐败第一过程是从皮毛开始，那么在第二过程，腐败已从烂肉开始。
过程之三：1990年——1996年，苏联及东欧的解体，“六、四”政治风波的发生，促使中国的腐败升级。理想动摇，思想信念和价值观念起变化，金钱至上，官本位盛行，国家权力控制的财政、金融权力直接进入市场交换，至此，中国腐败形成了完整的经济形态。
首先是权力进入市场，裁判员直接下场踢球，权钱交易盛行，权力资本迅速形成。
其次加大货币投放量，加大预算外资金和体外循环资金，使信贷资金脱离资本金，货币脱离项目，于是金融信用危机四伏。出现炒房产热、炒地皮热、炒开发区热，直炒得价格远远背离价值，一转手增值几倍、几十倍，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于是过热的经济产生巨大泡沫，大量资金转来倒去，进入个人腰包，留给国家和银行的是呆帐死帐的数字泡沫，大江南北留下一大批泡沫企业。也正是这种“官倒”和泡沫经济造就一批成功的官僚资本，暴发一批巨富。同时，也使中国逐步形成一些党政司法一体，黑白两道一家，国内国外互补的既得利益集团。腐败已遍及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第三过程可以说是腐败侵入五脏六腹了。
腐败是一种历史存在。但是，对腐败程度的估计和不同状况的划分，对制定政策和对策十分重要，估计过高或估计过低都会对党和政府的决策和行为造成影响，甚至偏离决策目标。
四、常规经济低效与高科技泡沫并存，加大了“入世”后的风险
中国“入世”后，创造经济的竞争更趋激烈。几年来，中国高科技企业虽然发展迅速，但大都是二次创造，缺少原创性的核心能力和竞争力。1999年瑞士一家学院统计，中国大型企业总体竞争力得分仅为25.72，处于46个国家的第38位。发达国家高科技产品在中国的重复性扩张，容易形成热点，也常常被误认为高科技创新。中国人习惯赶热闹，缺少的是原创性功夫，在难点、盲点上的原创性的研究和技术创新常常被忽视甚至被冷落，也难怪连续四届科技一等奖空缺。因此，创造经济的核心能力和竞争力难以形成。高科技泡沫风险已进入“临界”
破灭状态。
从常规经济领域看，常规经济边际递减形成高耗能、低效益，还是相当普遍。据有关统计，国企资产总额为145288.1亿元，当年亏损挂帐8731.5亿元。国企改革虽经七改八改直到“捆绑”上市，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大部分国企的亏损和低效益状态。中国加入WTO，将会加速对常规经济的信息化改造进程，也会对这些企业产生催生或催死作用。
除了上述诸多国际国内因素所形成的各类参数与变量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变数是政权的交替，影响加入WTO之后的变局。在中国权力链环结构上，已形成了长期积累的矛盾。最复杂的问题，有可能在权力交替的环节上全面爆发出来。国家杰出领导人的更替，对经济信心指数影响巨大，这既是远虑又是近忧。
总之，经济基因三元组的参数与变数，形成数字经济的基本形态，需要对每一元的具体数据进行细致研究，才能提出最佳解决方案，进而形成“三元组”组合解决方案。即便发生危机，如果应对方案有效，也能减轻振荡和风险，社会整体尚能承受。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出现另一种状态：三元组任何一元互换主导位置，都会引发危机。如果“三元组”整体互动，形成黑色经济上升为主导；常规经济递减至零增长或负增长；再加上“虚物经济”中的金融风暴，三元危机迭加在一个时序上，那么，其预期情形，可想而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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